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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业越写越厚了——某985高校文学类专业本科生方贝贝观察到，入学不久，班里多数同学交纸质作业“用订书机就可以”。到了大三，近一半同学需要“胶装”几十页的作业，她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今年一月，大三第一学期期末，某课程个人论文截止日前一天，深夜两点半，方贝贝仍在敲键盘。小睡到早晨5点，她起床来到自习室，就着“窗外黑漆漆的一片”继续写，直到当晚8点才完成。点击保存文件的那一刻，她恍然意识到，一整天只吃过一顿早饭。
这份耗时一周完成的期末作业，让订书机无能为力——1.2万字的正文塞满40页A4纸，订书针扎进去，露出的部分不足以弯折固定。
刘际昕注意到，交到他手中的作业，约1/4会严重超出规定字数，主要集中在学生大二、大三，“要为保研等提升成绩的时候”。
他曾遇到学生追问：“我明明写了一万多字非常认真，为什么我的分数却不如其他几个同学？”
多名高校的本科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己或身边同学正在期末作业的字数上较劲。这些学生多就读于文学、管理、艺术等专业大类。他们坦言，作业比拼字数的目的很明确：争取更高的分数。
一场字数的“奥林匹克”
2023年春，高星还是某高校管理学类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针对一门要求“2000字以上”的专业课，她提交了一份19841字的期末报告。
她一心想争取保研，清楚学业成绩对保研资格的重要性。高星说，这门课程的期末分数，“结课作业比平时表现占比更大”。
高星要得“优秀”，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所在的学校与国内多所高校一样，执行成绩“正态分布”规定：考试成绩需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分布趋势，即多数人得中等成绩，极高与极低者皆属少数。
“我肯定不能得‘良’，那就比别人低了，要想得‘优’就必须争前几名。”高星认为，期末作业字数“写得多可能会有一点优势”，担心“写不过1万字，会被人家比下去”。
“我可能没办法和别人有质的差异。”高星坦言，她会观察授课教师的风格偏好，主要在形式与内容上下功夫：老师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她就在作业中既嵌入课本理论，又补充资料内容，还主动开展调研，“必要的话”还会放一些图表。最终，这份超出字数要求近9倍的作业得分“90以上”。
本科生的期末作业形式多样，因学校、专业而异。除小论文外，一些老师还会要求学生个人或以小组为单位，针对某个主题完成调研、报告、影像作品等。这些作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分数对课程期末成绩影响显著，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不少本科生展开了“字数竞赛”。
某院校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郑思琪告诉记者，如果3000字是老师规定的上限，同学们大多会写4000字，少数写到5500字。如果3000字是规定的下限，有人甚至可以写到6000-7000字。
郑思琪注意到，即便有同学的作业字数超标，也基本上不会被扣分，“甚至可能多得分”。她清楚自己学术能力有限，却“不甘心拿低分”，于是也尝试“多写点”，期待老师能看到她的付出，“多给一点分”。
她说，这是为了托住成绩的下限，仅凭字数并不能带来质的飞跃，“你想靠这个拿90分，那不可能。但是(原本)80分的水平，想靠这个拿85分还是可以的”。
本科曾就读于某985高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华英凡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说有一门课自己写作业写得“很认真”，得分却“不理想”，后来发现高分同学写了8000字，意识到让老师“加分”的“认真态度”可能与字数有关。
“年级越高，大家对分数的需求也越高。”华英凡补充说，“无论是保研还是出国(继续攻读学位)。”
交“厚作业”的方贝贝说，她不完全是为了争取保研名额。高中阶段的高压学习，让她早已习惯“同辈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的氛围。“不按照这种状态去生活，我就会感觉到很难受。”她在这种“惯性”中度过本科前三年，拿到保研资格，“先得在字数上压倒其他人”。
大二时，方贝贝的一门专业课需提交作品和文字报告。作品没得到老师肯定，她便转向文字报告寻求突破，和组员写出了近10万字的报告，最终获得远超预期的92分。
方贝贝向记者透露，在她所在的专业，每一届学生的作业都在刷新字数纪录——许多人会主动寻找往届学长学姐的作业参考，10万字的高分报告，可能成为下一届“所有(想得高分)人的起跑线”。
留意每学年的成绩公示后，她发现那些“作业认真、常回答问题”的同学学业总成绩更高。这些不断累积的观察，让她更加确信：“字数更高，分数就可能更高。”
字数比拼的代价
“一提起我，大家都说这个女生特别努力。”看到别人的“厚作业”，高星总会感到压力。自己交“厚作业”时，她又会生出几分“不好意思”，不太想让别人看到。
她说，老师布置2000字的作业，身边同学写到三四千字，自己交一万多字，“大家不喜欢这种行为，搞成恶性竞争，都很累”。
高星回忆，她在宿舍的时间非常有限，经常一整天都待在图书馆。“大一大二的时候，室友和我的关系没有那么亲。”
她曾把老师要求的一万字结课论文写到了三四万字，为了完成这些动辄上万字的作业，她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经常持续一周从早到晚高强度写作——几乎每一门课都这样。
方贝贝向记者坦言，2024年秋季学期她身体不适，频繁就医，本就紧张的学习时间被再度压缩，总是“早上7点起床，半夜1点睡觉”。期末时，她的电脑周末也几乎从未关机，浏览器状态栏挤满几十个参考资料标签页。
每门课程作业，她都要埋头查阅几十篇文献，遇到外国文献时，她还会一张张截屏，参考AI翻译。她会整理、提取优秀论文的框架，像拼图一般，逐步组装出自己作业的结构。
那一学期，她交出的几门课程作业“没有一篇低于一万字”。
字数撑满了，方贝贝的钱包却瘪了。她所在的学校要求期末时同时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作业。为了让作业“看起来更厚”，有时候，她和组员会用“放大图片表格”“凑附录字数”等方式，增加总页数。一套作业的打印费往往在“五六十元，甚至六七十元”。
她对打印店的价目了如指掌：“A4纸黑白一面是两毛钱，彩印一面是一块钱。”尽管小组作业打印成本可以分摊，但一个学期七八门课累积下来，仅打印费就可能“上百元”。
为了节省开支，方贝贝摸索出一套“精打细算”的流程：他们会在打印前仔细区分内容，将需要彩色打印的图表页提前筛选出来，和黑白页分开处理，控制成本。胶装需要额外支付“一本7元”的费用，还需在店内等待15分钟。
方贝贝说，当她摸着刚胶装好、还温热的作业，闻着墨水味儿，会生出一种“自豪感”，“就像辛辛苦苦孕育了一个孩子”。为这个“新生儿”拍照，成为她交作业前的一项“仪式”。
字数多才是好作业吗
“字数多不一定意味着质量高，但可以意味着写作业的人非常努力。”方贝贝说，如果老师设置了上限，那大家都不会多写，影响老师给定最终分数的隐形因素太多，字数是相对可量化、易观测的，“增加字数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来自某高校管理学类专业的文佳对此深有感触：“我不知道如何去拿高分，所以只能往想象的方面去拿高分。”
文佳希望老师能明确讲出具体的“评分标准”——比如在一项报告中，排版、内容质量占比多少，字数有无硬性要求、超出是否会扣分等。她认为，有了清晰的标准，才能“更好地把握作业”，她也更愿意去认真完成这类作业。
学生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对大学作业评分标准体系的不甚了解。
不少受访同学认为，增加字数是向老师表现“认真”的一种方式，该策略的实际效果仍取决于教师个人的评判标准。
刘际昕从教师角度给出了他的看法，相较于写作潦草、格式混乱的作业，字数多、格式规范，的确会显示出端正的学习态度。
但刘际昕同时表示，他会向学生明确强调“多写不会带来额外分数”。他通常为作业设定一个大致的字数范围，但并不作强制要求，也不会单纯因为超出字数而扣分。
“写多写少，要看实际需要。用极少的篇幅就能把事情说清楚，这是很高的能力。我很欢迎这样的同学，代表他们总结和思考是有逻辑、有方法的。”刘际昕说。在实际评判时，他始终坚持“质量为王”，对不同字数的作业“一视同仁”。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祖昊强调，字数多绝不等于分数高。“如果一篇论文写了8000字，但完全可以凝练成1000字的话，我会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坏。”每次面对字数严重超标的作业，他也感到疲惫与头疼。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的主编，祖昊认为评价论文要有基本的规范。选题好不好、立论高不高、论证是否充分、有没有创新度、基础写作格式有没有错、语言表达够不够精炼——要综合考量。
对结课作业，不论是论文、报告，或是其他形式的作业，他认为考查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情况才是最重要的。
对写得很长的作业，方贝贝看到的积极的方面是，写三四千字，对相关问题理解是浅显的；写一万多字时，为了凑够字数，搜集大量资料，也获取了更多的知识。高星则说，把作业写厚，是对她毕业论文的预热。“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很顺，没有抓耳挠腮。”她没遇到同学们常见的写作困难，还能教他们怎么分析数据结果。
“聪明的导演，永远会让观众觉得自己很聪明，看到这个镜头就知道下一个镜头可能会发生什么。”祖昊把写论文比作编导，一定要像好导演一样，按照规律和逻辑去写，“让评阅老师很快把握到你想说什么，重点在哪里”。
祖昊表示，如果字数很多，却找不到重点，老师很难给出高分。“哪怕一两句话把评阅老师吸引住了，也能给高分。”
在北京某211高校文科专业的讲师何颖的评分标准里，论文的格式规范也非常重要。她对字数、字体、间距等细节均有明确要求，会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如果你坚决不按这个要求做，肯定要扣分。”在她看来，“一些小细节能看出这名同学有没有来上课，这是个态度问题”。
当老师明确要求“多写扣分”或“多写无益”时，多数学生会选择按要求完成。方贝贝向记者提到，她的一门专业课老师始终强调结课论文“不能超过3000字或3500字”，并在课堂上反复提醒：“如果你的字数很多，水分就非常大。”她注意到，这门课几乎所有同学交的作业都没有超字数。
作为学生，她也认为只“比拼字数”其实是一种无效劳动，“表达观点，用很多字或很少字，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各高校都将论文写作纳入培养方案，但论文必修课多安排在大三大四，不少学生反映，大一就有课程要交论文作业，只能通过自学或模仿完成。
“大量的大一的学生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一般到大三左右，一些注重规范教学的专业可能会教授规范的写作。”刘际昕告诉记者，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现在很多学院在尝试教学生写作的基本方法。如果给出具体的格式要求，在分数的需求下，大部分学生能够做到。”
给“虚胖”的作业“瘦身”
刘际昕观察到，在文献综述这一环节，堆砌字数的现象尤为明显，“这个部分最好‘水’字数”。何颖则发现，一些同学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语言”，很难用简短的篇幅阐述内容，把结论部分也写得很多。
郑思琪大学3年为交作业写过20余篇论文，真正满意的只有两三篇。明明投入了心力，最终呈现的内容却与“糊弄”的作品区别不大——她说，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只是在“照搬”别人书里的内容，“没有形成独立思考”。哪怕分数很好，她仍觉得质量“经不起推敲”。
“学生关心如何才能拿高分，这个思维很正常。”刘际昕解释，“毕竟这也是他们上课的目的之一，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得到高分的评价，为人生的下一步铺垫道路。”
这位教师提到的“下一步”，往往包括保研、留学、就业等。比如，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今年规定，学生的专业课程平均成绩要先乘以92%，加上附加项目成绩排名，从高到低获取免试读研的资格；山西农业大学2026年的保研细则里明确，必修课平均绩点在综合保研成绩中占80%；国有企业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年校园招聘广告中规定，云计算开发、AI后端开发等技术岗求职者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3.0及以上者优先。
成绩仍是多数高校保研、企业招聘的重要参考，不过，如今也有高校试着跳出这一传统评价模式，探索新路径。
今年7月25日，北京大学宣布从2025级学生起，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制和过程性评价。
早在2022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就已经开始试点绩点改革。时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王世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门课程能考到85分以上，就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再花很大的精力达到95分以上。
更早的2015年，清华大学宣布全面改革现有学业评价体系，从2015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起，用A、B、C、D、F等12档等级记录学生的成绩，不再是百分制。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也采取了等级制的评定方式，但同时也保留了百分制，以便于成绩的转换和存档。
作为一名刚走出校园不久的青年教师，刘际昕坦言，自己能够“共情”学生对成绩的焦虑。他向记者提到，曾有学生说：“自己一分都不能丢，少一分，未来可能就会保不了研，就会无法就业，人生就会无望。”
“选择和努力一样重要，同样，找到意义和踏实用功也一样重要。”刘际昕会尽力开导学生，但他深知，单凭言语劝说难以让学生完全走出作业“比拼字数”的误区。
今年，他所在的课程组给学生提供了多元的结课作业形式，将往年的读书报告和案例报告换成了青年热词和模拟政协提案的撰写，让学生把课堂中所学的理论和知识与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相结合。
“文科的特点就是要你不断观察时代有什么变化，学生有什么变化，不断调整课堂的案例内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红艳教授最近刚带着三四十个本科生从外地调研回来。
李红艳布置的作业通常是各类实践报告，比如，悄悄地向班里某个不熟悉的同学释放善意，不要让他发现；不要告诉陌生人你的身份和目的，用一个恰当的方式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她认为，如果同学认真做，都会有收获。
李红艳对一份作业至今印象深刻。那一次，她要求学生记录曾经和别人发生的冲突，写下冲突的过程和原因，并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经历”这次冲突。
一名学生在交上来的作业中写到，父母离异后，她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也没有什么交流。在书写的过程中，她突然意识到，应当主动与父亲沟通，最终这段父女关系得到缓和。
“这项作业完成得非常棒。”李红艳告诉记者，这名学生后来从事心理咨询相关工作，“有时候我们布置的作业如果真的能触及学生的心灵，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写出来。写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他面对自己、自我成长的过程。”
不过，李红艳也记得，那次交来的作业，很多同学写到了七八千字，甚至还有一万多字的。
如今，郑思琪也开始思考怎么在提高论文内容质量的同时，又能符合老师的字数要求。“这句话我到底该不该说，资料好不好，能不能支持论点，哪句话放在这儿，哪句话放在那儿……”她说，“精炼出来的才是最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方贝贝、高星、郑思琪、文佳、何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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